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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不会以国务院的名义作出正式审查结论或改变、撤销的决定，仍是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出面。

[19]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936年初版序。把它们连接为一体的是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具有内在必然性的共同意识。

这就是我们法律史学人的责任，这是历史法学性质的责任。[16]参见拙文：《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三条道路》，《法学》月刊2002年第10期。只有习惯法最容易达到法律规范的固定性和明确性。中国五千年传统法制中关于强制救人危难、强制举报或制止犯罪、强制协助官吏执法公务、强制或奖励学习律令、对民族和宗教的羁縻、允许亲属监督司法行刑、注重治安中伦理亲情运用、定期会聚绅民讲读律令、乡耆里老调解纠纷等等法制，体现着中国特有的精神和智慧，并不完全与民主法治价值相克。这一历程，不管我们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其实质内涵就是师法泰西，就是法制西化，这是任何人无法视而不见的。

后三者属于自外传入的法律部门范畴，内容以非行政法为主，但也有行政法含量（此即中国特色）。清末民国时期，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法制当成这样的鸦片，于是我们几乎一夜之间废除了《大清律例》、《清会典》、各部院则例所代表的那个家天下的法制体系。（4）这里的一个明显的立法缺陷值得注意:较大的市政府制定的规章是否可以与同级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该条并未明言根据同级人大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这是否表明较大的市的政府可以不根据同级人大的地方性法规而制定规章? （5）《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

这也是保证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必要。如仅仅凭着这些骨干人员的智慧和法学知识未能发现重大疑难问题，则轻松过关。这两者是不能完全视为同一个机关的。从较大市级人大看，它有权审查同级政府的规章（14）。

这易使各个机关之间互相推诿审查责任，也易发生审查打架现象。但是事实上这种抵触经常存在。

一个草案上去，往往一两年未能审查。不通过具体案件的诉讼或争纷发现问题，不依赖外在监督制约，而是依赖立法者自己的智慧去主动发现问题。这表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其他负责具体法规规章审查的专门委员会可以在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之前，几乎可以向制定机关发出修改指令，亦即直接作出审查决定。这些规定指:(1)国务院部门的规定;(2)县级以上行政机关的规定;(3)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这种体制，就发现违宪或法律冲突问题并及时解决而言，是消极被动的，是很难实际起作用的。例如，现行刑法第54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包括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规定显然与《宪法》第35条的规定不符;因为宪法此条根本没有剥夺或限制这些基本权利的许可。〔1〕(P269) （11）《行政复议法》第7条规定，申请人可以一并向复议机关提出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的审查申请。(二)法律违法或法律相互冲突 法律违法或法律相互冲突，从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言之，似乎不可能

孔子说，你们每天就把这个称谓喊一百遍，喊它三个月。为什么要在脸上刺字？你们想，要是在脸上刺个盗字或贼字，一出去别人就知道你是个盗贼，有这个注册商标，怎么抹也抹不掉。

在传统社会里面，当两个人的纠纷开始之时，肯定就有第三个人出来劝解，说：这种事情吵什么架呢？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二、纠纷解决是多主体多途径的 纠纷的解决，可以有多种主体承担，也可以从多种途径进行。

我总结，中国传统社会里，可能有八种社会。在一个封闭社会里的人，想到纠纷是我解决的，是我出手他们才停止纠纷，我在这个地方的地位就提高了。如果我查明被告有六分罪过，那么也要看到原告有四分罪过。今天看来，这个大义是什么大义啊？是反道德反伦常的大义。如果我们把各种主体、各种团体都调动起来，这个社会才能较好地建设和谐社会。这种情况我们现在看起来是荒唐透顶的，在那个时候却叫做大义灭亲。

可是二审完了以后，我还可以在同级法院或上级法院提出再审请求。这就像有一个人老欺负我，我想报复他，想自力救济，但我又没力量，这时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出来打他，我心里就会很舒服。

甚至邻居的两面墙紧挨着，也坚决不共一面墙，坚决要在中间留个十厘米的缝隙，你盖你的，我盖我的，唯恐邻居共我的山墙占了便宜。但是应该说，这样一种机制对限制美国膨胀的权力来讲，也可能不完全是坏事。

不久前公安县有个案子，一个小伙子吃喝嫖赌、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许多人告到公安局，都不管。我的分数不够，但我很聪明。

为什么欺负你？你就讲道理，后来大家就都同情你而讨厌他。关于这个，我还想讲个事例。比如说，我一审查原告，发现他有六分道理，那么要同时看到被告也有四分道理，也就是说他们两个的是非差别并不大。本文在对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形成正确的认识基础上,通过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承担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阐释了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对当下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无论在司法方面,还是非司法方面都极具启示意义。

说到法律史，可能好些同学感到头痛：中国法制史有什么呀？能讲什么呢？不就是五刑、十恶、八议、官当、枭首、戮尸、凌迟处死吗？不就是特权、残酷、宗法、迷信的集大成吗？同学们，这是大大的误解。比如他们提到某个刑事案件，说女王诉约翰逊、女王诉汤姆森、合众国诉詹姆斯，而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张三杀人案、李四诈骗案。

那时，我整天想找坏人坏事，找到以后我一举报，举报以后我就可以立功，就可以成为英雄、模范。因为社会组织被基本废弃，所以国家机关在解决纠纷的时候几乎独揽一切，首当其冲，于是四面受敌、疲于奔命，结果还是吃力不讨好。

要考试，不可能不划定一个分数线。比如，就中央最近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而言，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遗产最为丰富，也最为有超时代意义。

禁讼期间也是中国古代解决纠纷的一个思路。挂靠单位就是爹，否则就是没爹没娘的孩子。从那以后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斗争哲学。这主要是因为，我从事的专业是个冷门专业——法律史。

这时候，家族的族长就有权写一个申请报给县官，县官把这个申请报到州府或省里，最高可以报到朝廷。上级法院对于下级法院的案件，即使是终审确定判决，也可以重新提审。

但历史地看，他是纠纷解决的途径。陈水扁被打了两枪，正好打在肚皮油脂比较厚的地方，只是擦了一点皮，而且子弹壳还在皮夹克的角落里找到了。

你们要是生在古代就会受到国家的褒奖。但后来我跟长辈打听，发现他们都说，有些地主过去并没有欺负我们，但也还是经常被批斗。